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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贵:说不完升钟湖的秘密
来源:yijianxilai  发布于 2017/04/12

  谁不说家乡好啊!我的家乡是四川省南部县保城乡,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然条件比较差,可以用“水贵如油”来形容,每逢天旱吃不上水。童年时代蹲在老井,拿着水瓢等待一滴一滴的泉水,半天也接不了一瓢水,这也成为我儿时难忘的记忆。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家乡修建了一座西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升钟水库,不但解决了我家乡缺水的问题,而且还灌溉南充、广安、遂宁、广元等县、市、区200多万亩农田,造福灌区300多万人,这是一项伟大的幸福工程。

  我爱我的家乡,更爱升钟水库。因为那里有我4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的经历,我的情感以及所有的爱与恨,都与这项工程有关。在那里我获得了丰富的人生体验,积累了生活的智慧,正是这种苦难经历,使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西南第一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是的。这样的缘分对我是一种幸遇。早在40年前,也就是1975年春节刚过,我在上班时,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国家要在南部升钟区所处的西河中段,修建一座大型水库,南充地区行署正在筹备组建班子,要在地级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升钟水库建设。当时我想:人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能做一件比较留存久远的大事,那就值了。于是我决定把参加家乡水利工程建设,视为可贵的历史坐标,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件大事。当晚我去单位领导家里打听消息。说来凑巧,这位领导也正是行署决定的,由他负责升钟水库建设的后勤保障工作,他就是时任南充地区商业局局长的沈耀坤。

  沈耀坤何许人也?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商业局长沈耀坤真的是“神通广大”,他手头管理“八大公司”诸如米、面、油、粮、烟、酒、糖、酱、醋、茶、农资、日杂、百货、石油、煤炭……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应有尽有,商业局长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沈局长告诉我,他正在物色去升钟的干部,你是笔杆子正合我意。我对你说,搞工程建设离不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机械,一个是笔杆,你去了大有用武之地。我完全明白,沈局长善于用人,这是他的一大优势。就这样,我和沈局长一道去了升钟。

  说老实话,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想去升钟,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山沟夹渠,交通不便,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一项浩大工程,那是要吃很多苦的。从升钟镇到水库工地,三四十里山路没有公路,生活物资全靠人工背运。为了解决上场干部的吃、住等生活问题,指挥部筹建处在升钟桥坝一个旧时的粮站,搭建了临时住地,所有上场干部,全都挤在粮站的大屋子里睡地铺。到了晚上,呼噜声一齐迸发,成了“乱弹琴”的演奏现场。与此同时,还在桥坝组建了临时医院、工地食堂,凭粮票购买餐券排队去食堂就餐。



  二、带着梦想从平台起飞

  人们在惊叹李冰父子治水业绩的同时,也一定会叹服升钟水库现代人工的伟力。举世瞩目的升钟水利工程将嘉陵江支流西河拦腰斩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川、南充人民有能力建成升钟水库这座现代化的高坝工程。你知道吗,全世界60米以上的高坝水库有350多座,中国就有100多座,其中就有升钟水库。

  1976年秋,上场干部从桥坝搬到了升钟工地升水镇郭家湾干打垒的土墙房子里,三四十间土屋是西充县指挥部组织民工最早上场修建的,被戏称为60年代的“延安窑洞”。无论是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科局长,没有级别地位之分,也没特殊待遇,都同普通干部一样,两个人共住一间土屋,每间土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左右,狭窄拥挤,两个人要侧身而过。

  在“文革”动乱还没结束的年代,升钟水利工程指挥部机构就开始在郭家湾挂牌办公。指挥部分设工程处、政治处、后勤处、办公室,我被分配在政治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沈局长要把我留在后勤处,地委宣传部杨永荣是指挥部副指挥长,他要把我分到政治处,当然是杨部长争赢了。我到政治处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等于为我搭建了一个平台。此后,我就在这个平台上做着我的梦想,开始艰难的起飞。

  从1977年起,南充地委、行署组织了南部、西充、蓬安、阆中、原南充县、小南充市等县、市民工团,共三万余人参加升钟水库枢纽工程大会战。第一战役就是大坝清基,龙口决战,为填筑大坝拉开序幕。这一战役正值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也正是下河槽、清坝基的黄金季节,指挥部调遣了南充县七个民工营1200多民指战员的兵力参加会战。同年12月,升钟水库低水围堰合龙,导流遂洞正式通水。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倾入河中,千百年桀骜不训的滔滔西河水被锁住,截流取得圆满成功。1977年12月8日,时任南充地委第一书记、南充军分区第一政委刘纯夫宣布了大坝工程开工的命令。至此,升钟水库正式进入大坝施工的新阶段(刘纯夫后任四川省副省长,1998年去世)。

  我亲眼目睹并参加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大坝、河谷西岸,数千名建设者,几十台机械,摆开了向合龙口推运石渣、土料的强大阵势,民工战士似蛟龙翻江,猛虎下山,营连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样热烈的场面,只有在电视电影上看到过,于是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连夜写成电视文学剧本《导水东流》,经过三次修改后,寄给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乎意料,喜出望外,第一次写电视文学剧本,竟然撞进了电视剧制作的“高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庞战生先生给我来信,对剧本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剧本写得有激情、有生活、有基础,如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资金筹集到位,是可以进入拍摄的,这真是莫大的鼓舞啊!1985年,我带着这个剧本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影视文学创作研讨会。

  也许是第一次写影视文学剧本的成功,让我没有失望,更加坚定信心,继续带着梦想在这个平台上起飞。两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创作的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黑森林》,由国家林业部指名通知赴北戴河林业部疗养院,在著名小说家陆天明,著名影视剧作家吴欢、著名评论家丁道希等专家学者指导下进行修改,由国家林业部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列入拍摄计划。

  1989年,《黑森林》还被评为“四川省首届诗仙太白杯”剧本大赛优秀奖,并赴成都参加了颁奖大会。

  我常想,写作是兴之所至,习惯使然,是生活体验的综合再现。要想做成一件事,或者说成为一名作家,追求青少年时代就有的梦想—文学之梦,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追梦,为伊消得人憔悴,虽九死而不悔。有时我又想,人生虽然辛劳,有时简直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然而成功的机会又不断地眷顾我,使我感到如此的美妙,而这美妙近乎幸福。说到底,这个美妙是升钟这个平台给的,更具体地说,是那个激情岁月的时代给的。



  三、牢固筑起精神上的大坝

  建设大坝的那些日子,也正是国家困难的年头。1977年、1978年南充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到南充采访,专程赶到升钟水库建设工地,看到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极为感动,写了一篇在大旱灾面前,南充人民积极投入水利建设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水利建设者。由于生活物资匮乏,参加水库建设的广大干部、民工没有日常的肥皂、洗衣粉,用草木灰洗衣服是常有的事。副食品全部凭票供应,每人每月菜油四两,猪肉半斤,花生、黄豆、白糖、糯米等物资,只有春节才有少得可怜的供给。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指挥部动员广大上场干部,要想筑起物质上的大坝,首先要牢固筑起精神上的大坝,以身作则,克服困难,轮流到工地值班,把握质量标准,促进施工进度。指挥长同我们一样,到工地与民工一道铲土、担土、推车,有时回来晚了,没有赶上食堂开饭,就用煤油炉随便煮碗面条,放点海椒、盐巴打发而已。当时,指挥部一个处级干部,他的妻子儿女想吃一点猪肉,去走“后门”买了两斤猪肉,被指挥部领导知道了,公开在大会点名批评。还有一个上场干部的年轻妻子,来升钟工地看望丈夫。当她看到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哭着鼻子走了。不知她采取的什么办法,没几天这个干部被召回南充,回单位上班去了。

  升钟水库大坝从1980年开始,从人力施工,打人海战术,到实行挖、装、运、卸、填筑、辗压一条龙机械化施工管理,工效提高五倍以上。有专家预测,如果继续采用人力施工,人海战术,至少要推迟五年建成大坝,也就是说升钟水库五年无法发挥效益,五年的损失就是几个亿。要说这事,还得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说起。

  1977年11月,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升钟水库视察,他看到大坝施工搞人海战术,几千名民工挤在大坝河槽像蚂蚁搬家一样,这样的施工场面和进度,搞水利建设是不行的。赵紫阳说:“水利建设有严格的季节性,枯水期不抢着把围堰填筑到一定高度,汛期一到,山洪暴发,洪水冲毁围堰,前功尽弃,后患无穷。”赵紫阳回到成都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升钟水库实行机械化施工管理,并从全省调集六个机械化施工队伍赴升钟参加会战。

  赵紫阳率先在四川农村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产,创造了“蜀中大治”的辉煌。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主席罗舍茨时,高度评价赵紫阳在四川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有两个省带好了头,一个是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还有一个是万里主持的安徽省……”

  1980年2月,赵紫阳五年治蜀离开四川,赴京出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



  四、人生低谷不能倒下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几句话始终在激励着我:人生没有绝路,只有牢牢抓住手中的缰绳,奋力奔跑,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升钟水库建设阶段,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妻子在家务农,集体生产实行军事化管理,出工干活要敲钟鸣号,下田栽秧喊一二三,动作迟了要扣工分,给孩子喂奶要扣工分,回家煮饭要扣工分,甚至屙屎屙尿也要扣工分。这种带有“农奴”性质的农业生产方式,简直就是摧残农民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罪恶昭著的行为居然延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予以废止。

  “工干家属”最倒霉,工分扣的多,口粮分的少,年年补扻户。由于工资低,我平时不得不省吃俭用,节约一部分钱拿回家补扻,若补扻兑不了现,既遭人唾骂,又分不到口粮,全家人只好饿肚子,喝菜汤,吃包谷耠耠,大人孩子面黄肌瘦,形销骨立,度日如年。

  时代的车轮进入到80年代末期,经市、省文化部门逐级上报,参加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中央机构联合举办的“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评选活动,我被组委会评为“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并赴京参加颁奖大会。与此同时,还被评为南充市总工会“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经南充地区行署批准全家五口人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这成为当时一大新闻。在那个时代,农转非是一件大事。即使劳模、科技人员农转非,顶多也就是一人或两人,全家“连锅端”转入非农业人口的很少。

  子女农转非后,我的长子、长女双双被招收为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全民所有制职工,这又成为一个新闻。因为升钟水库管理单位300多名职工,同时解决2名子女的家庭几乎没有,我创造了这个奇迹,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写作环境也糟糕透顶,那时我住在大坝局机关办公楼后面一个低矮的小平房里,没有书房,只有一张条桌,与子女们共用。由于屋子太窄,我搭建了双层床,男孩睡上面,女孩睡下面。白天孩子们读书做作业,我没地方写作,安排在晚上孩子们熟睡之后。夏天蚊虫叮咬,蜇得人难受;冬天裹上棉大衣,也难抵寒冷的侵袭。只有到了春天,我的写作如草木发芽一样旺盛起来。我常常沉浸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景里。我的窗前有几棵高大的树木,鸟儿们争先在树上垒窝筑巢生儿育女,它们常常发出嘹亮如天籁的歌声,扑打着振奋山野情调的翅膀,我的心情也随之欢悦,灵感从笔间飞了出来。多年以后,这个记忆比读一首抒情诗更为生动、深刻。



  五、朝着时代赋予的目标冲刺

  我想把这一世纪工程,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下来,留传后世。40年前,国家要在升钟修建这么一座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时,我就急于想参加这项工程的建设。说实话,当时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国家在困难时代,花这么多的钱,举全国之力,修这么一个浩大的水利工程,它必然会带来大发展、大效益、大影响,我应该趁此机会写点什么东西。开始没有明确的目标,但作好准备是必须的。在参与建设中,我就注意收集资料,积累素材,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9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要在升钟水库纪念碑竣工时镌刻“升钟水库碑文”。那么,这个碑文由谁来写呢?当时考虑了两个人选,一个是自贡的魏明伦,一个是成都的何开四,这两个人都是写赋的高手。何开四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当代文坛》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他之前曾给都江堰写过《都江堰实灌一千万亩碑记》。因此,省政府决定由何开四写《升钟水库碑记》。

  何主席首先到升钟水库实地考察,我陪他沿渠道走库区,灌区,穿隧洞、过渡槽采访调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何主席说:升钟水库是国务院挂了号的大型水利工程,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不仅是我省的大型水库,也是西南地区出其右者,更是四川李冰子孙们在当代创建的一个杰作,树立的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还没有一个人把它记录下来留存后世。如果用小说体裁去写,难免给读者留下“编造之嫌”;如果用纪实手法去写,则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且具有史料价值。因此我放弃了写长篇小说。之前,我曾试图写一部关于升钟水利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且还拟定了写作大纲,写了人物小传。

  1989年,南部县人民政府和南充升钟水库管理局联合举办了“四川省升钟湖第一届文学创作笔会”,邀请了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省内外诗人、作家100多人参会,其中有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傅德岷,他写的一首“壮哉升钟水,西南第一湖……”的诗,在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于是我决定这部纪实文学就用“西南第一湖”作为书名,并拟定写作提纲,征得管理局、指挥部领导的同意,开始采访收集素材。

  首先去了成都,在省水利厅副厅长齐金维的大力支持下,采访了副省长刘纯夫,省人民政府升钟水库领导小组组长何郝炬(副省长);接着又采访了省水利厅、省水利设计院、升钟水库勘测设计有关人员;紧接着又奔赴资阳、绵阳等地,采访省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有关领导和参加升钟水库建设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回到南充后,又采访了升钟水利工程指挥长郭光杰、蔡维钧、杨光中,管理局肖开泉、李宗友等领导同志。之后,走顺庆、嘉陵,奔蓬安、阆中,去南部、西充,分别采访了蓬安女子连、升钟水库“十大标兵”、南充农机厂……等支援升钟建设的企业、标兵、模范先进人物。同时为了真实记述升钟库区的自然风光、风景名胜,我带病徒步行走剑阁、江油升钟水库源头,在江油五指山因迷路差点命送黄泉,但我庆幸收集到了第一手资料。为了创作《西南第一湖》,我前后采访200多人,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一年半时间,搜集到了许多关于升钟水库设计、建设、管理等鲜为人知的翔实资料。

  在《西南第一湖》这部纪实文学中,我采用报告文学、纪实散文、通讯特写等多种文体揉而为一的表现手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升钟水库建设者和管理者加以刻画和透视,描绘出水利建设者治水兴蜀振兴四川水利的豪情壮志。省作协副主席何开四在序言中说:升钟水库是我省大型水利工程,又是国家四A级风景名胜区,可至今还没有一本介绍升钟湖的书籍,袁天贵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算是开此先河。该书内容广泛、资料丰富、一卷在手,全貌尽窥。《西南第一湖》以活泼的文风,流畅的文笔,翔实的资料,将升钟水库工程建设、巨大效益、科学管理、水环境保护以及水利深度旅游等全面系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侵透着作者对那段激情岁月感情的吞吐,让我们在认识、了解、热爱升钟湖的同时,饱览珠玑纷呈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巨大成果,获得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这是一本值得推介更值得阅读的好书。

  2000年,《西南第一湖》出版在即,我专程去北京请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敬正书为该书题词,敬部长欣然应允,他的题词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敬部长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好事,把升钟水库从建到管全过程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铭记”。

  《南充日报》、《四川水利报》等相继作了专题报道。《南充日报》在通栏标题加了编者按:“他,就像一个长跑者,对文学的追求从未停下脚步。一路走来,没有鲜花与掌声相伴,但对文学的执着却成了他生命里永恒的挚爱。在岁月的剥蚀磨损间,《西南第一湖》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价值……”南充水利单位发文称:“《西南第一湖》再现了当代水利建设工作者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顽强奋斗精神,希望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把我市水利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结束语

  升钟水利工程的恢宏气势和它巨大的效益,影响了作者,支撑着作者。因此,时间紧迫,肩负重任,把升钟水利工程用文字抒写记录下来,就成为作者一项紧迫的任务。《西南第一湖》出版快20年了,它不仅影响了广大读者,它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生命价值和历史价值。

  作者袁天贵同志与升钟水库结缘40余年,他的人生,他的事业都与升钟水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仅使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有可喜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锻造了高尚的人格,锤炼了坚韧的意志,磨砺了光辉的人生。规模浩大的升钟水利工程,不仅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更是四川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学会作家、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干部的袁天贵,仍不满足现已取得的成就,他要在有生之年将升钟水库写成电视专题片,结合南部县委、政府举办的“中国升钟湖国际钓鱼赛”的顶级赛事活动,继续打好升钟湖这张名片,把“西南第一湖”的包装宣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黄党生、黎咏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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